2017年事业单位考试申论范文20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讲话中引用《晏子春秋》的典故：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这句话的释义为，最高尚的道德，莫过于爱民；最低贱的行为，莫过于戕害百姓。

 

    这句话是对每一位国家公职人员的警示，“爱民”是为官的立场，更是要求。立场上，必须要破除官本位、官僚主义的思想，认识到“权为民所赋”，不是为一己私利服务，而应该“权为民所用”，权力归属于人民；要求上，就是在考虑和解决问题时，时刻从民众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搞形象工程，为“政绩”而做出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情。

 

    德莫高于爱民，这就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中，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站在百姓的角度做决策，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个重大任务，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改革发展成果正更多更公正惠及全体人民。

 

    行莫贱于害民，这就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对人民赋予的权力保持敬畏之心，秉公用权才能获得人民的满意和尊重。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我们应当严厉打击，坚决查处。多年来，个别政府部门、少数国家公职人员侵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在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渎职失职，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有的侵占各种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移民安置等专项资金，有的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吞集体收益，有的违规征地拆迁、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利。凡此种种，都必须严肃查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的生活生计息息相关，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感受得到的。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群众首先看的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就谈不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对于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公职人员来说，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高尚的品德，没有比让百姓快乐更宽厚的行为；没有比苛待百姓更低劣的品德，没有比祸害百姓更卑贱的行为。当前，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破除“官本位”思想，克服和纠正那种“当官做老爷”的封建习气，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工作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智慧奉献于人民、力量根植于人民、情感融汇于人民，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谋利益，真正做到正己爱民。（完）

 

 

 

    近些年来，我国游客大闹国外机场、在旅游景点肆意涂鸦、老人倒在街头无人敢扶等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令舆论哗然，也发人深省。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论语》中曾有“不学礼，无以立”之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礼”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不仅仅指礼仪礼貌、道德情操，也包括个人的科学素养、社会的诚信意识、政府的服务理念等。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文明之花却并未与之同步绽放。要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公民、社会、政府都应学礼明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根基。

 

    只有学礼明礼，公民方能自立自强。一是坚定理想信念，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享有与祖国同成长、和时代共命运的机会，坚决抵御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观念的冲击；二是恪守文明道德，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拒绝随地吐痰、“中国式过马路”、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陋习，不断加强道德自律，提升文明标杆，完善个人修养；三是提升科学素养，树立“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观念，积极学习现代文化知识，形成科学理性思维，让“绿豆治百病”、“生吃泥鳅”等伪科学没有市场。

 

    只有学礼明礼，社会方能安定和谐。一是化解诚信缺失，如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医患关系紧张等，对此要弘扬诚信的社会文化，推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二是阻止浮躁盛行，如学术界论文抄袭、数据造假，企业界忽视科技创新、山寨产品横行等，对此要提倡踏实扎实的工作作风，纠正不合理的业绩考核方式，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三是遏制戾气蔓延，如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网络暴力层出不穷等，对此要加强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让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都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只有学礼明礼，政府方能高效廉洁。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是受人民的委托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只有不辜负人民的期待，政府才能立于群众的支持拥护之上。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一届中央政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以来，各级政府服务质量明显改进，服务效率大为提高。在改革的深水区，必须进一步加快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到严以用权。政府任何一项权力的运用都应当是为了人民群众谋福祉，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把权力当作是谋取私利的工具，有的私设“小金库”，有的安排配偶子女“吃空饷”。要把廉政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行政伦理之一，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在军事、经济、政治等硬实力上，也体现在公民素质、社会风气、政府效能等软实力上。学礼明礼，必将有力地提高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完）

 

 

 

    “政策好不好， 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习近平总书记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好政策的重要标准。政策引领发展，政策关乎民生。作为党委政府，出台科学合理、惠及民生的好政策，群众才会交口称赞。一个好政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制度支持，也可以温暖人心，正确引领人们前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群众合理合法的愿望诉求，是出台好政策的直接动因。从1977年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即将实施；从鼓励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发展到全面减免农业税，这些新政策无不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好政策。

 

    好政策是弘扬善举的道德“风向标”。好政策鼓励真善美，抵制假丑恶，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座道德的“风向标”。 近年来，为了让见义勇为者不能“流血又流泪”，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政策，旨在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面对违法犯罪的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针对路边看到跌倒老人“扶不扶”的尴尬，有的地方甚至出台了保护扶人者的“举证责任倒置”相关规定。正如小品《扶不扶》的一句台词：“人跌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扶起”人心，让崇德向善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

 

    好政策是正确处事的行为“刻度尺”。政策不是法律，但是可以起到法律的规范约束功能，而且推动法律的不断完善。前几年，立法机关根据“严厉打击危险驾驶行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政策导向，及时制定了“醉驾入刑”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是增加违法者违法成本、预防犯罪的一种有效措施。实践证明，醉驾者数量明显减少，足见政策的威力。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党内政风带动了民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移风易俗、“光盘行动”、厉行节约等已经成为人们的新风尚、新习惯，也证明了好政策对规范公民行为的重要作用。

 

    好政策是完善自我的动力“倍增器”。好政策通过正确的制度导向和合理的措施激励，让人们正视自身不足，不断提升自我。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人们眼界大开，“外语热”拉近了国人和世界沟通的距离，“语言关”已不是难题；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政策让尊重人才、重视科技蔚然成风，激励广大学子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建功立业；《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让“健康中国”的理念深入人心，火热的“广场舞”、“万步走”凸显了人民群众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雄心壮志。

 

    好政策不会凭空而降，它来源于科学的决策和规划，来源于对民众智慧的充分尊重和广泛吸纳，来源于立足长远的考量。只有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住来，到群众中去，才会制定出好的政策。那种“事前拍脑袋决策、事中拍胸脯表态、事后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只会让群众反感，与为民务实的宗旨格格不入。

 

    好政策温暖人心。群众期待好政策不断出现，这不仅是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向往，更是党委政府肩上沉甸甸的一份责任。（完）

 

 

 

    时下，为基层公务员涨工资已经很明确了。笔者认为，随着公务员工资的上涨，公务员对人民群众的服务工作应当跟着一同“涨”，方能对得起人民多付出去的工资。

 

    近年来，在各类报道中群众普遍反映的“办事难”、“程序多”、“踢皮球”现象虽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效果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把成效归因于制度的改善，那么效果未达预期则应归咎于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仍然有待提高。

 

    基层公务员作为直面群众的党的“代言人”，占有公务员队伍绝对比例，对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和塑造党的亲民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基层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且部分公务员具有作风浮躁、敷衍了事的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作风，降低了其在群众中的满意度。基层公务员作风整改势在必行。

 

    出现作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务员队伍缺乏对自身提高的诉求，满足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学风不浓，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培养，不善于凭借科学的理论，而单纯靠经验办事。二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做事表面功夫足，实际内容少，对上级热情殷勤，对群众冷淡。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学习体系，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思维高度。形式上可以多样，既可以是党章党史、十八大精神，也可以是经史典籍等。定期开展专题教育活动，针对各阶段出现的问题，实时地为公务员工作指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是要改进考核体系，让机会与危机共存。确立阶段目标、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立体化考核人员，对可以量化的须量化评估，不能量化的须民主评议，客观、公正、具体地评价公务员的工作。对考核结果要加强重视，落实考核的实际意义，打破“熬官”、“亲兵”桎梏。能力突出者，予以重用，或破格提升，能力不足者，降职调职，充分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要提高群众参与度，广开言路。立足于群众，做好回访工作，接受群众的匿名反馈，从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决群众最想解决的问题，注意简化流程，与民方便。定期处理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对群众提出的待解决事项积极沟通梳理，凡是不合理的政策应当尽快修改完善。

 

    基层公务员是党的门面，其工作作风直接代表着党的形象。只有做到一切以群众为基础，对尖锐矛盾下“猛药”，对长期问题重“疗养”，打好作风问题持久战，才能打造一个群众满意的人民公仆队伍。（完）

 

 

 

    一个人的成长成材，离不开家风的潜移默化；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即是千万家庭家教家风的总和。“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的古训仍历历在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更是千年不殒，中国古人对于家风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处世之道，是祖先历经世事之后的经验之言，可以成册，可以言传，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必是对儿孙的谆谆劝诫。好的家风淳朴无华，催人向善，是引导儿孙成人成材的不二法门，也是约束儿孙行为规范的内心准则；反之，则误人误己，诱导儿孙步入歧途。往小看是修身齐家，往大看是治国平天下。优良家风需要传承，需要推广，社会正气需要弘扬。

 

    家风对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庭是个人的第一课堂，我们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便是对于家风的一个最通俗的理解，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父母诚朴，则儿孙向善，父母贪腐，则儿孙效仿，家风直接影响个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古来宗族大家庭，必让孩子以德高望重者为榜样，而今家庭变小了，更需要家长做好教育的第一任老师，让优良的家风传承下去，为后代茵福。

 

    良好的家风能形成廉洁的行政作风。近年来，官员子女家属腐败事件频发，影响恶劣，不免令人质疑其家风。“小来偷针，长大偷金”，不良家风追求物质、追求欲望、追求攀比，不仅自己锒铛入狱，也为儿孙后代埋下祸根。值得庆幸的是，行政廉洁公正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一生奉公执法，淳朴善良，为人民办实事，广受尊敬与爱戴。家风会蔓延到工作作风，优良的家风则是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推力，而行政作风的廉洁公正则需要家风正统来保证。

 

    家风影响社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社会是千万家庭的总和，家风汇聚起来就是社风，多数家庭家风淳朴，则社风淳朴；社风的急功近利，则说明多数家庭也是急功近利的。近年来人们对物欲的过度追求现象越来越严重，拼豪宅、拼豪车，甚至有结婚彩礼都明码标价的奇葩景象。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人人“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有“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风气。而改变社会风气不能一蹴而就，着眼点仍需在家风。

 

    优良家风需传承，社会正气需弘扬，这不仅是利己的“小事”，更是利民的“大事”。在全社会弘扬家风的建设，不仅能扬善于小，防恶于微，更能引导人们摒弃浮躁功利，重塑文明荣辱。而家风的建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榜样力量，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人们的长期努力。（完）

 

 

 

    古人云：“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这句话典出明朝张居正的《答福建巡抚耿楚侗》。意思是：治国理政的要害，莫过于使民安定；使民安定的要处，则在于体察他们的疾苦。

 

    笔者认为，这句话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应当成为我们的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从基层公务员到领导干部，都应以这句话为履行公职的准则。

 

    首先，内心系群众。个别公职人员心中没有装着群众，自觉高人一等，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却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不关心人民疾苦。所以公职人员应不断强化自身修养，树立严以修身、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持续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使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白“心中无百姓则莫为官”，干部和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在群众立场上换位思考。

 

    其次，践行群众路线。政府各级会议和工作报告都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走群众路线，然而现实中仍然有少数人在走基层做群众工作时“摆摆样子，走走形式，作作秀”。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可不是嘴上说说、口号喊喊，而是要在行动上切实解决百姓的困难和问题。今后应当更加关注和关怀弱势群体，给生活困难的群众提供切实的帮助，而不是在每逢节日时提着米面油去群众家“握握手、照张相、作作秀”，如此“慰问”并非民之所愿。公职人员要做的是，从内心中自发的愿意下沉到基层，经常下到基层走访，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从饮食生活到居住条件，从子女上学到老人赡养，从劳动生产到休息休假……，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的政府予以了解，方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的为政之策。

 

    最后，树立危机意识。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群众观淡薄，而面对时代的变迁，公职人员须树立危机意识。群众碰到难以解决的大事、难事，无法解决时，容易倾向于错误的舆论，甚至迷信邪教，这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政权安危。因此，公职人员必须树立危机意识，铭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彻底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把心下沉到基层，体察百姓疾苦，了解民生民情，吸收民声民智，做好民生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实现百姓安乐、政府有为、国家安定繁荣。（完）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带来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在当前社会中，时常出现一些“失德”现象。一些公民价值观出现功利化倾向，社会风气显得浮躁，因此“全民阅读”的提出是缓解这种现象的有力措施。

 

    目前，“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阅读对国家和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个人而言，阅读是一种学习知识的方式，也是树立正确价值观，进行道德教育的途径。它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还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个人素养。对国家而言，文化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开展“全民阅读”，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全民阅读”能够增强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障。

 

    “全民阅读”贵在落实。目前，许多地区打造“深夜书店”，开办24小时书店；江苏、湖南等地甚至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法规。笔者认为，“全民阅读”应该重在培养公民的阅读习惯，从被动阅读向主动阅读转变。光靠法律手段不足以达到“全民阅读”期望的成效，营造“书香”社会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在政府方面，首先，各级政府需要重视为公民阅读提供便利与支持。要鼓励优秀图书的出版，通过完善图书馆等公用设施，为公民阅读创造良好环境。科学合理配置阅读资源，鼓励私营书店提供全面的阅读服务，丰富公民的阅读途径。其次，妥善用网络媒介，促进网络阅读的开展，要摒弃网络阅读是“浅阅读”的误解。当下，一些新媒介通过对文字、图片、声等进行整合，更直观的展现书籍的内容，成为年轻一代喜爱的深阅读新模式。同时，通过开展各类读书活动，比如“文化书”、“知识竞赛”等，培养公民的阅读兴趣；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帮助公民树立起文化自信，激发公民的阅读热情。

 

    在公民方面，要积极融入到“全民阅读”队伍中来，要善于利用各种阅读资源，改变为读书而读书的心态，把读书作为一种习惯，并长期坚持。要重新定义阅读的价值，从阅读中汲取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把阅读作为一种享受生活、休闲娱乐的方式。

 

    总之，“全民阅读”是一项长期举措，推进“全民阅读”必定充满许多困难。我们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努力坚持下去，使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营造真正的“书香”社会。（完）

 

 

 

    一个国度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持，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也是一柄双刃剑，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又意味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国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把网络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观，信息化的发展需要网络安全的保驾护航。

 

    网络安全需要技术保障。技术的层次直接与网络安全正相关，核心技术突破难、高新技术靠进口的局面不打开是不能谈网络安全的。我国什么时候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什么时候有自己的、过硬的信息技术，什么时候才能规避网络安全隐患，保障国家安全。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的、企业的信息和财产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国产”的信息技术是网络安全“护航舰”的引擎。

 

    网络安全需要完善法制。法制是执法之基，由于“网络社会”的新兴，以及其具备的复杂性，适用于网络的法律法规虽初步建立，仍具有不少的疏漏和不合理的地方。不法分子惯于找法律的漏洞和打法律的“擦边球”，执法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执法难的问题。网络安全的法制完善需要不断地磨合、修正，要把与时俱进、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和广大网民的互动反馈相结合，“双管齐下”保证法律的时效和以民为本。完善的法制是网络安全“护航舰”的钢筋铁骨。

 

    网络安全需要高效管理。前段时间出现的“九龙治水”窘境在网络安全管理上尤为突出。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推诿踢皮球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管理效率。为解决这种困境，厘清责任、落实权职、整合机构显得迫在眉睫。要把混乱的管理改革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罪恶的有纵深的管理模式和从中央到地方的“互联式”的管理体系。从这个层面上讲，管理体制就是网络安全“护航舰”的操作台。

 

    为保证信息化发展利大于弊，国家安全、民众生活和企业效益得以保障，我们必须建设好网络安全这艘信息化发展的“护航舰”，而要做到这些，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完）

 

 

 

    近期，一些歪曲历史、诋毁英雄的帖子在网上流传。有的声称“邱少云的事迹为杜撰，大火烧身仍纹丝不动不符合生理学常识”，有的诘问“雷锋既然做好事不留名为何还有那么多照片”？更有甚者，罔顾事实编造段子来诋毁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人物。这些言论，严重冲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各界开展了“扞卫英雄”行动，以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和英雄本色，有力批驳了网络谣言，净化了虚拟空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网上这种言论，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如同蛀虫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文化根基，破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教育、宣传、法治多管齐下，进行协同治理。

 

    要加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教育。对历史和英雄的歪曲篡改之所以能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说到底，是因为这部分人理想信念的缺失和价值观的紊乱。当前，市场上宣扬快速发财的成功学书籍大行其道，许多电视婚恋节目赤裸裸地推崇拜金主义，这些都给社会价值取向带来了严重损害，尤其是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中影响极为恶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养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公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构建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全覆盖的教育体系，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抵御腐朽文化的思想防线。

 

    要改进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毋庸讳言，当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科学、细致、有效，有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如对于英雄人物的宣传报道不宜过度拔高、过度美化甚至神化，这会导致普通群众难以产生共鸣。影视文艺作品对历史的描写不能过度娱乐化，要尊重基本的史实，诸如手撕鬼子、手榴弹打飞机等“抗日神剧”情节，应予以严肃整改。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舆论引导，特别是要迅速占领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兴网络平台，全面打响网络思想舆论保卫战。要加强重点群体引导，特别是发挥好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体育界名人、网络大V等群体的正面带动作用，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要完善网络领域法治建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每一个人也都必须为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言行负责。对于网站经营者，要明确其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做好源头治理。支持网站的合法利益诉求，但决不允许通过传播扭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错误言论来吸引浏览量、获取关注度。对于文章作者，要以道德自律为指引，法律规范为底线，逐步推行实名制，加强发布前内容审查。文章内容严重失实，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依法给予作者经济或行政处罚。对于转帖跟帖者，视情节区别对待。如果属于盲目跟风，则应教育其加强独立思考，形成理性判断，避免在无意识中为错误言论的扩散推波助澜；如果属于恶意传播谣言、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则要依法予以严惩。

 

    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敬畏英雄，才能见贤思齐；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必须旗帜鲜明地向历史虚无主义说不，坚守人类正义良知的底线，共同扞卫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完）

 

 

 

    近日，南京晓庄学院以600万的高薪招聘两院院士，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不过跟临沂大学相比，这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后者开出的待遇包括科研启动经费1000万、年薪300万、安家费200万。人们不禁要问，院士头衔的“含金量”为何如此惊人？院士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给院士提供天价薪酬是否合理？

 

    不可否认，院士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知识分子，获取较高的薪酬确实是在情理之中。但如果用人单位在院士争夺战中金元开道，互相攀比，那就偏离了招贤纳士的本意，也玷污了院士这一崇高的荣誉。

 

    对于院士的需求方而言，应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在现行体制下，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的院士数量，标志着单位的科研实力，进而决定了单位能够获得多少科研资源，影响着单位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话语权。但要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最终还是要依托完备的人才体系，这其中既包括院士这样的顶级人才，也包括一般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中高级人才。有些高校并无尖端的科研平台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没有成熟配套的科研团队，仅仅靠高薪挖来一两位院士，是很难做出重大科研成果的。此外，在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用金钱吸引人才的误区，片面以高层次人才的数量特别是院士数量作为人才工作的成效和主管领导的政绩。这样的观念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上，为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对于院士自身而言，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目前我国两院院士每年仅固定工资和津贴就有数十万元，再加上课题经费和其它兼职收入，年入百万实属稀松平常。平心而论，这样的薪酬已经是社会平均工资的几十倍，足以支撑院士及其家庭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足以保障院士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当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来说跟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面临许多挑战。身为国家最高层次知识分子，理应献身学术、潜心科研、造福社会，甚至以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为己任，而不能对功名利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既是院士自身的崇高使命，也是全社会对院士的美好期待。

 

    对于社会而言，应正确引导舆论和公众的关注点。媒体不能总是炒作院士的年薪、购房补贴、安家费等待遇来吸引公众的眼球，不能把我国崇文重教、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优良传统庸俗化。媒体应更多地宣传院士为科学研究事业所做的贡献，关注院士的科研工作和科研进展，向普通公众宣传研究项目的重大意义，介绍该研究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社会公众也不应把兴趣点放在院士所享受的经济待遇上，而是要学习院士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学习院士常年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的执着，感受院士献身科研、造福人民、不计名利的人格魅力，从院士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强大力量。

 

    社会需要院士，但院士也需要相对宁静的空间。“天价院士”现象可以休矣，让我们在仰望院士中多一些淡泊，少一些世俗，共同为院士保留一份纯粹。（完）

 

 

 

    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以来，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指示，政府全力组织救援，媒体广泛深入报道，社会公众也通过捐款、献血等方式积极参与救灾。在这场事故面前，社会各界体现出了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然而，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和传言。有人“爆料”称涉事瑞海公司背景深厚，政府和公司高管“官官相护”；有人怀疑政府瞒报了事故伤亡人数，隐瞒了“空气有毒”等重要信息。这些质疑和传言，是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缩影，必须努力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和媒体之间的“信任共同体”，重塑三者良好互动的关系。

 

    构建“信任共同体”，政府应负首要之责。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政府是权威信息的唯一供给方，作用无可取代。要尊重并保障公众知情权。受灾群众只有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各界只有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更好地参与抢险救灾。如果无视公众知情权，刻意封锁消息，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损失。要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在网络时代，信息发布必须注重时效性。政府往往想把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再向公众公开，这种稳妥是必要的。但对于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监管是否到位等情况，就应及时查明并发布，不能拖延。要主动对接公众话语体系。群众关心的是爆炸后空气是否有毒，官方的回复却令人看不懂。信息发布必须接地气，必须说老百姓的语言，否则就可能被“通俗”的谣言轻易击碎。

 

    构建“信任共同体”，社会应怀阳光之心。一方面，广大群众要相信政府，相信中央严查严办的明确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压反腐并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中央对许多大案都一查到底、公开处理，怎么可能对一起安全事故保留隐瞒？又怎么可能对企业高管“官官相护”？另一方面，广大网民要增强理性。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本身经不起推敲的谣言，却在网络上被热炒，以讹传讹，耸人听闻。流言止于智者，只有让理智占领最高点，才不会被谣言牵着鼻子走。近日，国家网信办、共青团中央指导发起“阳光跟帖”公益行动，就是改善跟帖评论生态、创建清朗网络空间的有力举措。

 

    构建“信任共同体”，媒体应传真实之声。首先，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要加强行业自律，做到客观真实报道。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关注度，在发布新闻时，故意将不完整的、有争议的内容作为标题；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刻意突出“富二代”、“宝马司机”、“官员打人”等字眼，很容易引起公众误解。其次，如果说客观真实是媒体的生命线，那么不传谣则是一条法律底线。作为公共信息发布载体，媒体传谣的影响比普通网友传谣更加恶劣。近日，郑州晚报官方微信发布涉天津不实消息，被网信部门关闭一周，凸显了政府治理网络谣言的决心和力度。

 

    当前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着诚信缺失的问题，这在重大突发事件时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只有彼此信任，才能凝聚起抗击灾难的强大力量；只有彼此信任，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加快构建政社媒“信任共同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完）

 

 

 

 

    广场舞原本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一种公共活动，按理说与私人生活应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由于广场的非封闭性，高分贝的噪声在为舞者伴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附近居民。公共生活一旦越界，就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公害”，颇为人所诟病。

 

    广场舞是目前颇为流行的大众化运动之一，由于其节奏明快，简单易学，加之对场地要求不高，因而备受追捧，大有遍地开花之势。对于老年人来说，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运动方式，更是一种生活和社交方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聊聊家长里短，纾解空虚寂寞，可谓一举多得。但是，由于缺乏引导和管理，广场舞在成为“草根”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成为公共生活的痛点，更成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空间拉锯战的缩影。

 

    在现实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对空间的争夺还有很多。比如情侣在地铁上旁若无人地过分亲昵，就是不恰当的私人生活影响到了公共空间的其他乘客，只会招致反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公共生活是否应当有边界？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翕然和谐？近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导。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包揽，基层自治还不够成熟。以广场舞为例，一些地方出现过自发治理，比如舞者不用音箱，改为佩戴耳机上阵，既能自娱自乐又不干扰他人。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创新举措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公与私“短兵相接”的刺耳之音依然不绝于耳。这充分说明，协调好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就必须发挥好政府“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确保制度规定落实到位。这次四部门共同发文，并要求各省（区、市）的对口厅（局）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案，这就使得健康开展广场舞活动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抓手。

 

    二是明确责任部门，推进协同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通知》虽然由文化、体育、民政、住建等四部门制定，但要做好这项工作，仅仅依靠这四个部门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规范广场舞需要党政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如根据《通知》第6条，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等法律法规，提高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就需要宣传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协同治理需要整合社会治理资源。要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等各方面参与，推动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三是直面现实问题，解决瓶颈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症结所在，从场地和经费两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场地。广场舞之所以噪声扰民，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专门的场地。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增量建设，在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建设时，按人口规模或服务半径以及有关要求做好配套；二靠存量开发，发掘利用城乡商业广场、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源，加大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力度，提高场馆利用率。其次是经费。广场舞活动设施建设、设备配备、队伍培训、作品创作、普及推广、展示交流……样样都需要不菲的资金。《通知》提出，要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广场舞活动给予资金及设备支持，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豪猪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取暖，但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于是不得不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于是又再次被扎痛。几经反复，它们发现最好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当下，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紧密。如何像豪猪取暖一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到互不干扰，甚至于“距离产生美”，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妨从跳好广场舞开始，加强治理、逐步探索，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健康快乐、翕然和谐。（完）

 

 

 

    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户外旅游，一部分热衷探险未知、挑战自我的发烧友甚至进阶为驴友，自发或是集中地开展一些野外远足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用自己的脚步去征服自然的时尚。我们鼓励蛰居都市的人们去体验这种磨练意志和激发本能的生活尝试，但在追逐这一热潮的同时，也要学会做一名负责任的驴友。

 

    首先要具备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由于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平时既定的生活经验和处置能力不足以应对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伤害事故。在开展野外生存之前，有必要储备相应的理论知识，针对自己能力的薄弱环节参加一些基础技能培训，准备好探险中必备的食品药品，设定好能够假想到的问题处置办法，以充分的前期准备最大限度消除个人出行的安全隐患。

 

    其次还得提高活动组织的针对性和风险管理意识，对参与者的集体安全负责。目前，大多数驴友的户外探险多是以兴趣为导向的自发行为，活动的规划性不强，缺乏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活动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也几乎为零，导致驴友遇险的报道时常出现。这就要求组织者在筹划活动、设计路线、指挥联络、安全保障、遇险救援等方面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用专业化的组织能力和完备的执行方案保障所有参与者的集体安全。

 

    最后必须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公共资源负责。最近17名驴友擅自闯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长滩河自然保护区突遇暴雨被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搜救的事件，突出反映了驴友法律意识的淡薄，他们在踏入法律禁区使自身陷入危险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为其过失行为买单。因此，任何盲目地而且违背法律法规的探险活动都是应该坚决杜绝的，要将活动计划积极向政府部门报备，在相关管理人士的引导和建议下开展好野外活动，避免发生事故后公共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我们渴望在人迹罕至的原始环境中感受自然的永恒和轮回，期待在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过程中那种意外的惊喜，我们也更应该成为一名为自我生命、集体安全和社会资源负责任的驴友。（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各类新型媒体的包围、冲击之下，唯有结合自身优势，加以创新、变革，增强自身竞争力，才能突破重围，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改变，要在守住自身优势基础之上，寻求创新。内容是媒体的立足之本，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挖掘深度和本地新闻上占有一定优势，但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相比，在时效性及互动性上，还具有一定差距。比如，利用互联网优势，信息可以得到第一时间的发布，读者在看到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即时发表观点，参与互动讨论，加强了媒体与读者的交流。传统媒体只有立足本身优势，并加以发掘和改良，才能做到有价值的改变，才会在激烈的媒体之争中脱颖而出。

 

    改变，要结合受众群体的需求，根据新闻发布载体的不同，力求多元化发展。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如微博、微信等，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也推动了媒体在结合读者需求和心理的基础之上，寻求技术、服务上的创新，以保证读者在自己喜欢的载体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获取信息。《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将古代兵法用到传统媒体的转型上，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改变，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保有一份道德操守。网络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尤其是各种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任意个体都可以在网络上随意传播消息，导致了假新闻现象的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如前些时间出现的“上海地铁老外晕倒车厢，无人救助”“湖南产妇惨死，医生跑路” 等新闻报道，内容未经查实，就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响，造成了负面效果。因此，传统媒体在转型时，不能只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也不应忘记遵循新闻传播应具有的真实、公开等基本原则，要认真筛选信息并验证真伪，才能更好承担起传播文化理念、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相关部门也应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起好监督规范作用，对捏造、传播假新闻者予以一定打击，在根源上杜绝假新闻的出现。

 

    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传统媒体，都在经受着互联网发展浪潮的巨大冲击，国内传统媒体要立足自身优势，同时也要借鉴国外传统媒体转型的成功经验，在内容上力求专业化、深度化，在传播渠道上力求多元化、定向化，才能度过转型的阵痛期，在改变和发展中寻求到平衡点，才会更具竞争力。

 

 

 

    教育关乎个人命运，我国自古就有“鲤鱼跳龙门”的说法，指的就是亿万国人期盼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教育更关乎国家繁荣昌盛，承载着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教育公平，是孔子、柏拉图等东西方仁人志士追求千百年的奋斗目标，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长远发展的基石。

 

    然而，现阶段却发现教育公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区域、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成本高等问题丛生，招生政策的不合理甚至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采取切实措施，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需要改革资源配置模式。当前，我国城乡、区域、阶层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问题突出，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难，上好学更难。解决这些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教育资源向远郊地区、普通中小学和民办中小学倾斜，对不同需求的个人和群体投入不同的教育资源。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政府合作办学，妥善解决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城乡间调配教师资源，为农村学校的优秀师资提供与城市同等的待遇，并对教学成果给予激励，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正配置。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需要制定科学政策。名校点“招”变点“钞”成为当下热议话题，这一现象加剧了乱收费现象，导致腐败滋生，使受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平等。为此，还要完善公正的教育制度，通过完善的法律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强化对招生特权的约束与惩处。针对“特殊类型招生”腐败重灾区，加大教育领域的制度规范和执法监察力度。同时，打破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格局，对中小学实行平等的教育政策。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需要增加政府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尤其是农村教育经费的不足，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平衡。政府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另外，完善扶贫助学机制，确保困难家庭子女就学。为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可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农村校舍改造、农村薄弱学校改造等措施，矫正此前农村教育投资严重短缺、城乡教育差距严重等问题，保障贫困家庭的子女享有教育的机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工程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教育是民生改善的来源，传承文明的载体。”只有实现教育公平，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只有教育公平的基石打牢了，才能为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书写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

 

 

 

    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个让无数人颇为纠结的选择题，网络上各种段子也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带有贴标签式的抹黑色彩，一时间“坏人变老”的结论也似乎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这让我们的社会公德和诚信道德变得愈加脆弱。但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性当中的善良毕竟难以磨灭。扶老人之前，道德和风险会让我们纠结万分、难以抉择。而支付宝和华安保险公司恰好发现了人们心中纠结的那个点，联手推出了“扶老人险”。事实证明，“扶老人险”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卖出去2.6万份，可以说得上是销售火爆、倍受欢迎。

 

    用商业眼光来分析“扶老人险”，无疑要佩服当初推出这一新险种的策划人的敏锐眼光和经济头脑。虽然每份保险仅仅需要3元钱，看似很便宜，但是扶老人的机会其实每年都不见得碰的上一次，扶老人被讹诈的几率会更小一些，况且保险本身只承担发生纠纷之后最多2万元的律师诉讼费用，并不承担对老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算下来，3元钱的保费似乎也不那么的便宜了。支付宝和华安保险公司能够名利双收，可以归结于金融业创新带来的巨大成果，这点我们无疑要大大点赞，也希望今后各个行业都可以积极创新，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还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撇开商业价值不谈，我们再来看看“扶老人险”的社会意义。人们如果认为一份3元钱的“扶老人险”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扶不扶老人的道德困境，那么就显得有些过于乐观了。仔细想一下，扶老人本身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如果做好人、做好事都需要买一份保险，这就意味着我们平时做好人好事都需要一个门槛、需要一份保险以求一份心安，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么？其实，如果试图用“扶老人险”这个商业行为来解决诚心道德问题，这就是药不对症，疗效自然肯定也不会太好。不得不承认，“扶老人险”的推出给很多人，尤其是90后的年轻人打消了一些顾虑，为他们在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助了一把力。但是，这种效果仅仅是建立在心理安慰层面，并不能彻底弥合社会诚信体系长久以来出现的裂痕。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老人扶不扶”的道德困境，必须要从法制上入手。民法领域向来讲究“谁主张，谁举证”，老人在控告施救的好心人的时候，法院不能将举证的责任完全推向施救者。只要这种断案思维不改，今后还会发生越来越多的诬陷案。法律作为一种维权的使用工具，一旦天平倾斜，明显偏向于一方，必然会导致被这一方肆意滥用，最终将会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法律上对于老人诬陷的行为基本上以批评教育为主，惩戒力度太轻会让其他人以为诬陷的违法成本很低，这种破窗效应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反正老人诬告不犯法”的心理，这对构建社会诚信、提升老人群体的素质道德都是不利的。因此对那些性质恶劣的诬告行为和碰瓷讹诈行为，应该增加处罚力度和曝光力度，提升其违法成本，让更多的人在滋生诬告动机的时候能够仔细权衡一下利弊，考虑一下后果，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的诬告案发生。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任重而道远，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社会可以实现法制严明、诚信友善，届时我们不需要“扶老人险”也可以放心扶、大胆扶，因为为我们提供保障、给我们胆量和信心的不仅有法律，还有那诚信的人心。（完）

 

 

 

    今年5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被誉为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为我国迈入制造强国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行动纲领。无独有偶，两天后，5月10日，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北京举行全国启动仪式，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发挥我国巨大人力优势，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之举。”这两件事看似没有紧密的联系，但是笔者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一环。

 

    多年来，相比传统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我国受重视的程度普遍不高。究其原因，还是在很多人看来，职业教育比学历教育“矮上一截”，培养出来的人才“低人一等”。经过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一般从事的是具体的、一线的技术和服务工作，“蓝领”居多，和令人羡慕的“白领”关系不大。虽然“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传唱多年，但在当今社会，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去当工人呢？如果不是成绩的原因或者客观条件限制，又有多少家长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上职业教育的学校呢？

 

    问题来了。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才，但是需要大家都去成为“白领”吗？需要人人都是大学毕业吗？人才的队伍应该形成合理梯次，而不是所有人都“削尖脑袋”一味地“往上爬”，这不仅不符合实际和中国特色，而且是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现在就业市场有个矛盾引人关注，一方面很多企业有“用工荒”，另一方面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显然，这是因为出现了人才梯次的断层。

 

    大学扩招、研究生扩招的初衷是好的，让更多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但是，如今的大学规模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学历教育“出路”问题显现。可以考虑适当地控制学历教育规模，而把更多的经费、师资投向职业教育。

 

    市场需求是最好的检验。既然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那就应该引导更多的学生针对自身特点，摈弃“学历至上”的观点。只有职业教育“茁壮成长”了，我国的人才结构才会更趋于合理，每个学生在走出校门之时，才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完）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化对于加强国人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媒体日益兴起、攻城略地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因时而动，谋新求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用文化来养人，用文化来化人。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各类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青奥会等一系列重大文体活动陆续在中国成功举办，各类艺术场馆也在蓬勃发展，然而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硬件”、“软件”问题仍然不少，亟需改善。

 

    首先面临的是“硬件”问题。文化场馆数量上升，但总体数量、发展程度仍然较低，人均拥有量仍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资金的投入分配并不科学合理，贫困农村地区投入有限，而大中型城市虽然投入较大，但资金的利用率较低。形成了“‘穷人’缺钱，‘富人’乱花钱”的局面，十分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

 

    其次面临的是“软件”问题。第一，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足，活动设施、活动内容陈旧，导致民众参与度低；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管理创新人才，文化场馆建设陷入“僵局”。第二，文化建设的定位不准，要么向市场、利益偏移；要么向功利、“工具化”倾斜，而淡化了文化的自发性和教化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想要做到谋新求变，需要政府拿出改革的勇气，也需要民众积极参与。

 

    首先需要为文化场馆的社会功能、服务群体等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回归公益性、教化性。方向问题始终是问题的根本，如果定位有失偏颇，使得文化场馆变成了“商城”、“纪念品销售所”、“教室”等，那么文化场馆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文化场馆始终需要营造一种氛围，让民众乐在其中，学在其中，成长、成熟、开拓视野。

 

    其次，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的监督者，不直接参与操作，但需要为文化场馆建设提供充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保障文化场馆的发展、运行和维护；还需要落实科学的考核机制和监管机制，以敦促相关部门提高文化场所的服务品质和利用率；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倡导民众走进文化场馆，全力营造全民阅读、全民学习之风。

 

    最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但更需要融合新文化，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并不能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与世界各族优秀文化取长补短，才是传承发扬我国优秀文化的正途。

 

    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以文化建设为精神支柱。因此，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但不能缺位，更应该谋新求变，把握好文化建设的“航标”，在前进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发挥文化的作用，实现文以化人。（完）

 

 

 

 

    古语有云：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化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而城市的街头文化，正是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城市街头文化可以增添城市的文化气息，弘扬民间传统文艺。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应民所需。因此，政府需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保护和发展街头文化，让街头艺术绽放光彩。

 

    街头艺术是增添城市文化气息的根本方法。作家冯骥才曾说过：“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是一个地域人们审美积累的结果，是历史不断积累形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就能决定的。”一座理想的城市除了他的光鲜外表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之外，更应体现出它独特的文化艺术氛围。街头艺术是城市的文化符号。欧洲发达国家大多数城市如巴黎、巴塞罗那、伦敦等随处可见与行人分享快乐和艺术的街头艺人，艺术的发展同时有助于这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象的塑造。

 

    街头艺术是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间艺术的重要基础。街头艺人的表演不仅可以为卖艺者提供创收生存的机会，同时也能发展民间文化，正因为有表演和盈利空间，很多民间绝艺如杂技、捏面人、吹糖人、脸谱表演等才不至于失传，许多艺术瑰宝才得以保存下来，现代艺术的精英化、剧场化使表演艺术缺乏原生态的活力和创造力，而街头艺术的娱乐化、大众化使民俗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街头文化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街头艺术是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代表。发展中国街头文化，有利于塑造中国文化强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当下，新兴街头艺人在发扬传统民间艺术的同时，也为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挑战，如何平衡和维护好街头艺人的群体利益和城市秩序管理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决策者发挥集体智慧的新课题。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以人为本，对街头艺术表演进行规章化管理，明确行业规定和行为要求；政府出台街头艺人表演规章条例，对城市街头艺术管理有章可循；对于可变通行为，政府应当转变管理理念，实施简政放权，联合城市管理和文化部门对街头艺人进行城市秩序管理方面的培训，发动民间艺人实施行业自律自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应民所需，对民间文艺进行规范与引导，才能真正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政治理想，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完）

 

 

 

    网络上近日流传着作家六六关于国民素质的一篇生活随笔，题为“怒的背后”，谈的是国民文明素质提升的问题，六六认为对于国民的不文明举动，应当抱以宽容，反复教育，让时间改变他们。她说：“斥责和抱怨谁都会说，而悲悯的心，却不是人人都有”。

 

    对此，笔者认为，宽容的态度是需要的，但除此之外，仍然需要加强教育，而不能等待着“让时间改变他们”。素质乃属文化范畴，它是需要“教而化之”的。

 

    “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出境游不讲文明”、“中国老人大闹戴高乐机场”种种新闻热点一遍又一遍地控诉着国人的文明素质欠缺问题。国民素质问题由来已久但仍有高温不减之势，多少人慷慨激昂，甚而在网上破口大骂，但也有不少人保持冷静，提倡理性分析素质问题。怒而拔剑是匹夫，情绪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怒的背后，更需要积极探寻国民素质提升之路。

 

    国民素质问题即是社会文明问题，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既然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就不能采取过激的法律强制。宽容怀柔，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全方位立体化营造一种人人向善、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那么国民素质才能有机会全面提高。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作为社会各阶层的“领头羊”，必须充分认识到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社会不同阶层建立和完善提升国民素质的实施计划和政策方针。深入调查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对计划中空洞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正，完善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建立必要的法律条例和规定，建立奖惩制度。

 

    其次，要重视教育，重视德育。学校是国民接受道德修养教育和专业技能知识的最集中、最系统的地点，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各类职业教育学校，都可以充分发挥学校的教化作用，重视道德教育，培养“四有”公民。改进现代学校的评价体系，把道德素质和文明修养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核要点之一。

 

    再次，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广泛性。联通家庭、社区、学校、单位等社会团体，建立立体的全社会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利用不同团体的优势，形式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内容上把优秀的传统文明和进步的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最后，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信息传播途径，引导媒体担任国民素质问题的考核官，利用舆论审视问题、发现问题。正面树榜，反面引例，对社会中涌现的道德模范不吝夸赞。对公职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尤其要严格要求，发挥其“门面”和示范作用，塑造政府形象，表明政府立场。

 

    国民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动态的过程，有赖于政府的长期关注和持续努力。同时有赖于我们每个人对于自身素质的正确认识和文明修养的养成。提升国民素质，我们在路上。（完）